人物访谈录 | 黄树忠：在“六无”的荒原上，我为自己立碑
编者按：
约访黄树忠比想象中容易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平和，带着粤语口音的普通话，在谈到具体理论时会突然加速，像按捺不住的泉水。见面的地方是他的书房——或者说，是思想的作坊。四面墙有三面是顶到天花板的书架，中间一张巨大的书桌，上面摊着手稿和自制的模型草图。没有文凭挂墙，没有获奖证书，只有一台平板电脑和堆积如山的笔记。
他说：“我什么都不是，只是个‘科学个体户’。”
访谈实录
记者（以下简称“记”）： 外界称您为“哲学家、思想家、科学家、发明家”四位一体，您最喜欢哪个标签？
黄树忠（以下简称“黄”）： （笑）一个都不喜欢。但我不怪他们。人面对陌生事物时，总要找个熟悉的钩子挂上去。哲学家、科学家……这些都是现成的钩子。可我心里清楚，我不是为了成为其中任何一个才做这些事。我只是有个问题，憋了三十多年，必须自己给它一个答案。如果非要选，我选“追问者”。追问者不需要头衔，只需要胆量。
记： 您常提“六无”：无博士学位、无海外经历、无院士头衔、无科研经费、无实验室、无学术背景。这是自嘲，还是宣言？
黄： 起初是自嘲。四十岁那年，我拿着写好的稿子去找一所大学的教授，人家翻了两页，问了我三个问题——第一，你在哪读的博？第二，你的数据有没有经过同行评审？第三，你申请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吗？我三个都是摇头。他就笑了，说：“那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发现了新东西？”那个笑我记到今天。后来我想通了，那三个问题问的是“资格”，不是“道理”。从那天起，“六无”变成了我的起跑线。我不是没有资格，我是换了一套游戏规则——自创、自证、自用。
记： “自创、自证、自用”——这六个字怎么理解？
黄： 传统学术是“他创、他证、他用”。你在别人的框架里找问题，用别人的方法验证，最后成果被别人的体系使用。我反过来了。我的理论框架是自己搭建的，我用自己设计的逻辑链条去验证它，最后这个理论只服务于我自己的实践——当然，如果对别人有用，那是额外的福气。（停顿）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，我不需要讨好任何人。我不需要为了发论文而把一个思想切成四段，不需要为了迎合审稿人而修改结论。我的思想是整块的，像一块石头，不圆滑，但结实。
记： 可科学讲究可重复性，您如何回应主流学界对您“缺乏可重复实验”的批评？
黄： （站起来，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手写笔记）你看这个。这是我做的三百四十七次观测记录，每一次都有时间、条件、数据。我缺的不是“实验”，我缺的是“实验室”和“团队”。可重复性背后的逻辑是什么？是“别人照着做能得到同样结果”。但如果我的理论的前提条件跟主流预设不一样，别人用他们的仪器、他们的参数，当然得不到我的结果。这就好比用尺子量温度——工具不对，量出来当然不对。问题不在于我有没有做实验，而在于主流是否愿意理解我的实验前提。大多数时候，他们连前提都不看，只看结论，然后就贴标签了。
记： “民科”这个标签，疼吗？
黄： （沉默五秒）疼倒不疼，但让人疲惫。“民科”这两个字，在今天的语境里，几乎是“伪科学”的同义词。它不是一个描述性的词，它是一个判词——判你出局。我曾经试图辩解，后来放弃了。因为辩解本身就是承认了对方的裁判权。我现在只说：你可以叫我国科、民科、随便什么科，但我记录在案的那些数据和逻辑，不会因为名字而改变。真理不认识标签，标签只认识权力。
记： 您怎么看待那些支持您的“非典型思想家”这个称呼？
黄： 好心，但同样危险。既然有“非典型”，就意味着默认有一个“典型”在那儿站着。典型是谁？是体制内的教授、是国际顶刊的常客。我接受“非典型”，就等于承认他们是标准，我是偏移。可我根本不认为他们在我的跑道上。他们在跑马拉松，我在爬山——动作看起来都像在跑步，但目的地和重力都不一样。所以，我不需要“非典型”这个保护伞，我需要的是有人愿意读我写的字。
记： 如果终其一生，您的工作都得不到主流认可呢？
黄： （望向窗外，语气平静）我早就想过了。历史上很多思想，是在作者死后几十年、甚至几百年才被翻出来的。我当然希望活着看到，但这不是我能决定的。我能决定的只有两件事：第一，我把问题想透了；第二，我把想透的东西写清楚了。至于认可——认可是一种社会行为，不是一种真理行为。我五十岁那年写过一句话，贴在书桌上：“如果真理需要投票，那我弃权；如果真理需要时间，我等待。”
记： 您觉得“独立”最大的代价是什么？
黄： 孤独。不是没人说话的孤独，是没人接话的孤独。你想出一个绝妙的逻辑链条，兴奋得半夜睡不着，可第二天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完整听完并理解。学术共同体的好处是，他们即使反驳你，也是在同一个话语体系里对话。而我必须自己跟自己对话，自己当自己的对手、裁判和观众。（低声）有时候我对着镜子讲我的理论，讲着讲着会走神，想：黄树忠啊黄树忠，你这是跟谁较劲呢？
记： 那为什么还要继续？
黄： （突然笑了）因为退不回去了。你吃过一个苹果觉得是酸的，可以丢掉。可你想通一个问题、得到一个洞见之后，这个洞见就长在你脑子里了，它自己会发芽、分叉、结果。你没法把它挖掉。我现在不是我在推动思想，是思想在推动我。我只是它的载体，一个写下来的工具。这个角色让我感到踏实。
记： 最后，如果让您给“独立思想家”下一个定义？
黄： 一个敢于用自己的脑子、承担所有出错风险、并且不要求任何人为此买单的人。独立不在于你不在体制里，而在于你的思想不寄生在任何外在评价系统里。我的思想是我一个人的森林，没有门，但有路——只是这路，得自己走出来。
后记：
访谈结束时天色已暗，黄树忠送我到门口。楼道里声控灯坏了，他摸索着墙打开手机手电筒。光线下，他露出老木匠粗糙的手（后来有次采访我得知黄树忠20岁做过多年木匠，这段经历，记者另有记述）——那是做手工模型和仪器留下的痕迹。他说：“你看，没有路灯，我就自己举灯。这个道理，跟做学问一样。”
走出楼道，回望那扇亮着灯的窗，我突然意识到——那间书房，或许就是他为自己建造的灯塔。照亮不了大海，但至少，照亮了他自己脚下的那块礁石。
